用他们的话说，“地震局无钱无权，却有天大的责任。”

　　东汉时期张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候风地动仪，虽然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震仪，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人员称，其设计原理与现代地震仪有相似之处。1800多年后的1943年，一位名叫李善邦的人，在抗战时期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制成了地震仪，这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二台地震仪。

　　李善邦研究地震的生涯始自上海徐家汇地震观测台。1920年震级8.5级的海原大地震后，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希望设立地震台站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、教育家叶企孙先生向翁文灏推荐了他在东南大学的学生李善邦，到上海徐家汇外国人办的地震台学习。

　　初到徐家汇地震台的李善邦过得并不愉快。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，地震台的负责人龙相齐认为“中国人研究不了地震”，他便只好到图书馆自学。学到有疑问处主动请教，龙相齐最初是用考校的口吻难为李善邦，后来发现中国人并非研究不了地震。

　　在接受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，李善邦之子李建荣告诉记者，龙相齐后来和李善邦成了亦师亦友、关系很好的朋友。李善邦之后出国学习，龙相齐的推荐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李善邦之子李建荣在接受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采访

　　1938年，李善邦随地质调查所辗转来到重庆，其苦心经营的鹫峰地震台和购自国外的地震仪却因战火而损毁。因为战乱，再进口地震仪器已没有可能，李善邦及其助手秦馨菱等人决定：自行研制。

　　李建荣说，那时的研制环境极其艰苦。工具只有车床、小台钻各一台，工人只有师徒二人。因为电厂电力不够支配，车床没电转不起来，就用手摇；没有飞轮，则请石匠打一个石头轮子当飞轮用。这样做出的零件精度难以达到要求，不合要求的还得不断修改，费时颇多。李善邦经常亲自跑到旧货摊，选些废品改成配件。试制样机时，甚至连鞋油盒，铁皮罐也用上了。

　　传说李约瑟1942年来中国时见到战乱环境下仍潜心研究地震的李善邦，极为赞赏，希望回国后给他们寄些营养品。李善邦说营养品就算了，制造地震仪急需一根弹簧，能否从国外寄来。李建荣接受采访时澄清，见李约瑟是有的，但寄弹簧的故事多半是讹传。对当时的情形，李善邦的日记中这样写道，“李约瑟来华，办中英文化合作馆，曾数度来北碚参观余手制之地震仪。当余告以余如何苦难做成，彼甚感动，又见余之地震仪甚为敏感，更表示难能可贵，曾做文章在Nature上为余吹嘘。”

　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李善邦等人终于1943年夏基本完成了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，并开始试记。李建荣说，自己整理父亲日记时，看到那几年的日记中反复提到地震仪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。1943年6月22日清晨，记到成都附近的一次地震。这是继公元132年张衡发明地动仪后中国人自己制成的第一台地震仪。其恩师翁文灏字咏霓，为纪念他首创我国近代地震学的功绩，李善邦为仪器定名为“霓式地震仪”，亦称I式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为适应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，必须建立一定数量的地震台。李善邦等人在霓式地震仪的基础上进行改进，研发了 51 型地震仪并投入量产，短短几年间建成了太原、临汾、大同、包头、西安、兰州、西宁、武威、银川、玉门、张掖、天水、渲关、佛子岭、官厅、陕县、禹门口、长春、大连、哈尔滨、绥化等一批地震台网，为新中国的地震观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回顾父亲的地震研究生涯，李建荣说父亲最大的工作特质是玩命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父亲身体一向很不好，更在战乱中坚持科研工作。这种工作态度和精神，如今在地震局的科研工作者中常常能感受到。他向记者提到，自己刚参加过一次地震局的会议，发现很多老科学家是在没有国家资金支持下进行研究工作，完全出于对科研事业的使命感。用他们的话说，“地震局无钱无权，却有天大的责任。”